这对君臣在沧州的表演可以略过不提，毕竟都是多年的老戏骨了，这点小场面那还不拿捏得死死的？
说到底，长芦盐场近年来有走下坡路的趋势，关键原因就两点，一是辽南盐场的技术优势导致长芦盐场的成本居于劣势；二是长芦盐场的主产区之中有一些交通不便之地，导致运输成本过高。
长芦盐商本来就因为煎盐法制盐不如晒盐法制盐便宜量大而竞争不过辽南，现在又有一些交通不便的盐场拖后腿，更加干不过走廉价海运而来的辽南盐，唯一的办法当然就只好放弃那些交通不便的盐场，主攻另一些交通还算便利的。
现在高务实的建议其实说穿了也不过就是拉平长芦、辽南的优劣势，一方面把辽南的晒盐法引入长芦，一方面把长芦这边交通不利的盐场通过修路挖河等手段“解决痛点”，给他们把成本降下来。只要做成这两件事，长芦盐场渐趋衰落之势自然就缓解了。
当然，正如高务实所言，长芦盐场丢失的部分市场因为市场惯性的原因未必还能找回来，但他们可以向内地开拓新市场。新市场的开拓固然要费时费力，但站在朝廷的角度来看却是好事，因为这可以改善民生，降低内地非产盐区的盐价，缓解社会矛盾。
为此，朝廷花点钱又如何呢？社会长治久安不是全靠“德行教化”就行的。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你这朝廷要是连基本民生都干得一塌糊涂，再怎么吹嘘你老朱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功德，再怎么强调你家得国最正，那都没用。
老百姓活得艰难困苦就是会骂朝廷，到了完全活不下去那就是会扯旗造反的，说破大天也改变不了。这是人性，是不可逆的。
果然，朱翊钧在沧州公开表示要解决长芦盐场这些痛点之后，高务实很快拿出了户部的应对。根据计划，朝廷将为长芦盐场花费五万两银子铺路修桥，以及疏浚一些干涸河道，前后预计花费三年时间。
不要看五万两银子对比造舰好像不值一提，这两件事本身就不好比。这么说好了，山东一省去年上缴的田赋折银甚至只有一万两千多两。高务实这么一笔拨款，相当于给山东免了四年田赋。
[注：史载，山东一省万历六年课税折银只有八千八百六十两，本书此处已经根据书中改革的影响提高了数值。当然，田赋这玩意儿折银本来就不高，而且要考虑明代赋税体系的复杂，田赋只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荣爵”制度也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也就是继续薅民间士绅豪商的羊毛，让他们为了光宗耀祖争面子而被迫去造福乡梓。这些都已经是高务实的惯用手段了，提一句就行，倒也不必细说。
圣驾在沧州停驻一天，除了视察盐场，就是与民同乐，由内帑出资宴请了当地士绅——当然，正确说法是“皇上赐宴”。
这都是高务实极力建议皇帝去做的，根本花不了几个小钱，但却能让当地士绅感动至极，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是一种极好的统治手法。而且由于赐宴采买的食材等物都是临时购买，还能小小活跃一下当地经济，真是两全其美。
当然，采买过程高务实全程派了户部吏员参与，以免某些宦官狗仗人势，愣生生搞出些强买强卖的破事来反而坏了皇帝的名头。
诸事不提，圣驾继续南下。
过德州倒是无甚可说，大明时期的德州商业不错，农业基础也好，尤其是农田占了德州大部分土地，因此在农业时代算是小日子过得很舒服的那种。
不过高务实这些年的改革对于这种中原地区的农业地区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像德州这种本就较为富庶的粮食产区，他反而没有多少可以夸耀的改变。皇帝也就是看了看农田，再去传说中玄奘法师的修行地金山寺上了柱香，然后便回去休息，下午照例赐宴当地乡绅名流，次日继续启程南下。
等到了临清，高务实就又有活了，因为临清乃是大明八大钞关之首，是运河沿线最重要的一处榷税分司所在。作为兼任户部尚书的内阁首辅，他需要给皇帝介绍一下，顺便也如过沧州一般，顺带解决一些堵点、痛点。
依旧是龙船之上，高务实伴驾于皇帝身边，为皇帝介绍临清的由来及当前的形势。只不过这一日天气极佳，晴空万里，春暖花开，因此君臣二人设坐于龙船楼上，露天对饮。
“临清之名始于后赵，取临近清河之意。西汉初始建清渊县，先隶巨鹿郡，后隶魏郡。三国魏晋属冀州阳平郡。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改清渊置临清县，属司州建兴郡，后废。北魏太和二十一年析清渊县西部复置临清县，属司州阳平郡。
前元时，临清属濮州，为下县。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为将江南地区的粮米财货北运以供消费，于至元二十六年采纳寿张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使边源之建议，下诏开凿会通河。
这次开通的会通河起于须城安山之东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长二百五十余里，中建闸三十有一，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洪。所谓‘御河’，亦称‘卫河’，即隋炀帝时所开凿的经过临清的永济渠。
因此，临清也就地处运河和卫河的交汇处，拥有了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的交通条件，成为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然而元朝开通的会通河，因为岸狭水浅，不负重载，加之管理不善，导致运河航运能力差，航运秩序混乱。
终元一代，会通河只在开通之初起过一定作用，后因淤积、水浅等原因，至元朝末期河道已渐趋淤塞。另外，当时的临清县治位于曹仁镇(在会通河南五里处)，离汶水、卫河交汇处的中州距离较远，交通运输位置远无今日重要，因而经济发展依然缓慢。
到我大明朝建立之初，北方尚未平定，还需经常用兵。为方便漕粮转运，解决军饷问题，洪武年间朝廷曾于临清设仓转运粮草。但在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决口于原武，洪水携带大量泥沙淤积了元代会通河的南端起点安山。于是在元末已渐淤积的会通河，至此已有三分之一不能通航，严重阻碍了漕粮的转运。
成祖靖难称帝之后，于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开始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营建。在会通河淤塞的情形下，为营建北京和输饷辽东，对江淮地区的粮米财货不得不采用海陆兼运之法。然而彼时海运由于路途遥远且多危险，不时造成损失，而陆运则非常缓慢且劳民伤财。
有鉴于此，成祖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之建议，派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负责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江淮漕运可直达北京，从此海运和陆运宣告废除。
永乐十九年，成祖正式迁都北京。临清也开始借助运河之贯通而迅速发展起来，地位亦日趋重要，遂为南北要冲，以致成为运河沿岸一大经济中心。”